重磅上新 | 现代哲学与哲学史丛书

哲学史，就像艺术史、科学史和宗教史这些精神的其他表现形式一样，记录了精神从自在向自为的自我回复，因此哲学史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也是世界历史理性过程的典范和内核。

哲学史研究是活的哲学研究，这尤其体现在现代哲学的哲学史中。“现代哲学与哲学史”译丛的诞生正是希望从译介不同形态的优秀哲学史工作入手，推进对现代哲学的深入研究和整体理解，并探索在现代哲学中重建哲学史的可能性。

现代哲学与哲学史

丛书序言

通过哲学史工作进行哲学研究的哲学家，多少都会同意黑格尔对哲学史的判断： “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哲学本身的研究”。但对过去哲学的回顾与重构，以何种方式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或者说，哲学史通过历史性实现哲学性的方式，始终是哲学史的哲学研究面对的根本问题。

哲学史是一门现代科学。在古代，将过去哲学家的学说以学案体的方式围绕主题或流派予以汇编，是哲学传播，也是哲学教育的主要方式，我们关于前苏格拉底时代和希腊化时代的许多学说，都是借助这种方式了解的（placita，或按照古典学者第尔斯[Hermann Diels]发明的新词，称为“doxographi”）。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借鉴新语文学建立可靠文本的批评工具（recensio），发展了以历史批评方法撰写哲学史的新方式。但斯坦利（Thomas Stanley）等人带有浓厚人文主义色彩的哲学史，深受第欧根尼·拉尔修传统的影响，仍然以伟大哲学家的生平为主题，发挥道德教化（magistra vitae）的功能，其批评方法也更多是语文学和历史学的，而非哲学的。

我们今天熟悉的哲学史形态始于十八世纪，经过布鲁克（Jakob Brucker）和蒂德曼（Dieterich Tiedemann） 等人不断的努力，现代哲学史逐渐确立了其基本形式。布鲁克奠立的范式，在采纳历史语文学的批评方法的同时，引入了一系列哲学批评的新方法，从过去哲学家遗留的著述出发，将其学说建构为从基本原理出发的哲学体系，从而使哲学史成为人类理智实现整全哲学的途径。这一范式具备了哲学通史的要素，并往往充当哲学教育的“导论”：在简要叙述有助于理解哲学家思想的生平背景之后，围绕基本原理重构哲学家的学说体系，从中推演出哲学家著作包含的论述，并基于对哲学体系的重构划分主要的哲学流派，与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的历史分期。

布鲁克的哲学史范式，不仅与围绕当代议题汇集过去哲学学说的学案体做法迥异，也显著超越了人文学者采用历史语文学方式撰写的学说批评史，其核心方法是采用现在接受的哲学标准来重构哲学体系，形成了一种哲学的“批评史”（historia critica)，从而实现了他的哥廷根前辈豪伊曼（Christoph August Heumann）的理想——哲学史不能仅是缺乏哲学精神的“有关哲学的历史”（historia philosophiae)，而必须成为“具有哲学性的哲学史”（historia philosophiae philosophica）。

布鲁克的范式，将过去不同时代的思想重构为同一人类理性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的体现，在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等人主编的《百科全书》中，以哲学史为启蒙运动倡议的人类精神发展史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支持和见证。

康德敏锐地指出了布鲁克哲学史范式的问题，对现有哲学的研究，就认识的性质而言，仍然属于事实知识意义上的历史认识，并非真正哲学的理性认识，学哲学（Philosophie lernen）并不等于学做哲学（philosophiren lernen）。 哲学史要成为哲学性的，首先要求的不是历史的或经验的可能性，而是理性的可能性。

康德本人没有留下系统的哲学史著作，如何在哲学史的废墟上建立“纯粹理性的历史”的大厦，是他留给未来哲学家的任务，但批判哲学与形而上学独断论及怀疑论的关系，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理性哲学史的模板。莱茵霍尔德（Karl Leonhard Reinhold）和腾尼曼（ Wilhelm Gottlieb Tennemann）这些批判哲学的皈依者坚信，康德对人类认识能力的批判，提供了统一把握历史中不同哲学体系内容的普遍理性形式。

不过，一种先验的哲学史如何可能，仍是康德的追随者面临的重大课题，先验哲学与具体哲学史研究之间的根本张力始终存在。在康德派哲学史家看来，布鲁克的哲学史“缺乏哲学精神”，他更多是一位学者，而非哲学家。不过，黑格尔的诊断却恰恰相反，布鲁克的哲学史是“完完全全非历史的”。

布鲁克的哲学史，将哲学家的生平（historia personarum），视为理解学说（historia doctrinarum）的背景因素（circumstantiae），因此是哲学的外史，而哲学体系内部的理性重构，在哲学史中的历史性意涵并不清楚。在布鲁克的哲学批评史中，建立历史背景的语文学考证与重构哲学体系的理性论证，在方法上是分离的。

如何使哲学研究的历史性具有哲学意义，是布鲁克范式通过哲学体系的折衷路线构建没能解决的问题，也是诸多康德派的理性主义哲学史难以克服的困难，而这正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史的伟大成就。

从1805年在耶拿首次开始讲授哲学史，直至1831年在柏林去世，黑格尔先后九次系统讲授哲学史课程，奠定了哲学性哲学史的基本形式。黑格尔严厉批评了斯坦利、布鲁克、蒂德曼和腾尼曼这些前辈的 哲学史工作。

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史既不是过去哲学家私人意见的展览馆，更不是堆满死亡体系残骸的古战场，无论个人意见的汇编还是学派体系的搜集或折衷，都只能产生“一门非常肤浅和乏味的知识”，必须从“发展”和“具体”的原则出发将哲学理解为“发展中的体系”，而哲学史就是真理的理念把握自身的过程，是理念向自身的运动。在这一思辨意义的哲学史中，“理念的概念规定在逻辑推演中的次序，与哲学体系在其历史中的继替，是同样的”。依据“理性的逻辑就是历史的逻辑”，黑格尔的哲学史第一次真正建立了哲学性与历史性的内在关系。

哲学的“历史性”以具体的方式展现了理念的逻辑结构。 逻辑与哲学史作为哲学的双重方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哲学史就不再是由哲学之外的历史事实构成的外史，而是围绕哲学自身的运动和发展构成的内史。通过哲学史研究建立的哲学，不是静态的体系或学说，而是具有自身生命力的有机总体：“那自身规定的真理，有一种冲动去发展它自身。只有有生命的东西，精神的东西，才能运动，才能在自身中激发自身，发展自身。所以，作为自身具体，自身发展的理念，乃是一个有机系统，一个总体性，在自身中包含了诸多阶段和环节”。

因此，只有通过哲学史的研究才能揭示理念发展“一幕一幕的戏剧”，从而把握真正活的哲学，而不是空洞的普遍性或抽象的本质。哲学史，就像艺术史、科学史和宗教史这些精神的其他表现形式一样，记录了精神从自在向自为的自我回复，因此哲学史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也是世界历史理性过程的典范和内核。

黑格尔用历史哲学实现了哲学史与哲学的同一性，完成了先验哲学史的规划。就哲学性与历史性在哲学史中的同一性而言，黑格尔的哲学史乃是“第一部哲学性的哲学史，是第一次适当的历史探究，但同时也是这种探究的最后的和最后可能的形态”。从历史理性的角度看，先验哲学史从目的论的终极智慧出发，试图以哲学家的“现在”为基准，将所有过去有价值的哲学组装为一部回溯性的发展史，因此，在这部哲学史中，先验哲学家可以比柏拉图本人更好地理解他自己。

先验哲学史统一哲学性与历史性的方式，为了跨越充满偶然性的历史事实与永恒的哲学真理之间“丑恶的鸿沟”（莱辛），付出了许多历史学者不愿接受的代价。像策勒（Eduard Zeller）这样奉行以科学的历史批评方法研究哲学史的学者，就断然拒绝黑格尔哲学史中历史与逻辑的同一性的核心原则，主张从对哲学家实际工作出发建立哲学史的“历史性”。

无论是出于历史主义的批评，还是来自科学主义的疑虑，在黑格尔之后，建立哲学性与历史性紧密关联的历史哲学都不再主导对哲学史的研究，哲学史学者越来越依赖历史批评方法以经验的方式描述“真实”的哲学史。这种混合了哲学体系的理性重构与哲学思想发生、继替的经验叙事的哲学史，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

但学院化的哲学史教学，一旦丧失了思辨哲学史凭借历史哲学建立的动力原则，就不免沦为反刍他人学说来代替自己声音的学究工作，既缺乏科学的严格，又无聊得令人生厌。要呼吸到古代哲学的精神，尼采宁愿选择阅读第欧根尼·拉尔修，而不是策勒。

另一方面，为了克服或逃避黑格尔思辨哲学史中对待哲学的总体性看法，产生了从不同文化形态、文明遗产乃至性别与民族的多样性中寻求理性的多元可能性的哲学史努力。

哲学成了“世界观”（狄尔泰）。日益宽容的多元主义哲学史，就形态而言，更多是一种展现不同哲学文化的“人类学”。这种“文化的哲学史”虽然有强烈的历史性旨趣推动其哲学反思，但哲学反思的形式与历史反思的旨趣之间缺乏实质性的关联。薄的理性批评，竭力摆脱历史性的束缚，而厚的多元文化史，则努力用历史资源充实哲学反思的内容，在这两种表面对立但却往往相互助长的形式中，都欠缺在实质意义上通过历史性实现哲学性的哲学史工作。

在一个对理性进步的前景丧失信心、总体世界图景日益贫乏的世界哲学时代，哲学史在今天面临巨大的困难，需要探索历史性与哲学性新的结合方式。哲学史并不只限于以现在的哲学视角重构过去哲学家的著述、学说、概念或思想，而努力以哲学的方式建立不同思想之间的历史性关系，理解对真理的共同追求何以在不同的时代和文明的现实处境中经历了不同的途径，使过去的哲学继续活在现在，从而开辟哲学在今天新的可能性。

“彻底拒绝哲学史”（Just say no to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将过去的哲学家当作刚刚在数据库之外的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匿名同行，这种极端的做法取消了哲学史的“历史性”，将当代哲学家的个人看法或流行意见设定为哲学唯一的“形式”，窒息了在哲学史中潜藏的哲学的生命力。

作为哲学研究的哲学史，关键在于以哲学方式规定“过去”的哲学。采用历史语文学的方法对哲学文本进行批评和注释，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阐释哲学思想的语境和意义，对哲学概念进行历史源流的追溯，以古物学（antiquarian）的态度整理哲学学说，以学案体的体例梳理哲学体系，乃至遵循“星群研究”（Konstelllationsforschung）的设想从同期不同哲学家的相互思想关系来把握哲学洞见的生成，所有这些现代哲学史的科学方法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哲学的“过去”。

但哲学史的历史性要重建的“过去”，并非过去哲学家的表达受历史语境约束形成的所谓观念史意义，或者根据某种人类学原则挖掘的集体性的文化或世界观，而是个体哲学家（黑格尔所谓“思想英雄”）的学说中跨越语境，甚至规定语境和世界观的思想意义。哲学史关注的历史性关系，也不仅是现在哲学观念遗落在历史演变中的起源或变迁的谱系学意义，有时更接近柏拉图在《智者》的对话或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等“讲论”中对其哲学前辈的重述。

现代学者经常会争论这些“原初哲学史”的历史可靠性，但很少怀疑这些哲学史叙述本身对于理解柏拉图哲学或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指引性意义。因此，主流哲学史范式中源于人文主义历史语文学的批评分析，往往只是真正哲学史的准备工作。

真正的哲学史，需要通过历史性与哲学性之间的综合关系，指示哲学真理的统一性。真正的哲学史，不仅要为哲学研究提供所谓思想创造的素材，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哲学家思想之间历史关系的建立，激活思想发展的生命力，黑格尔强调的“真理的冲动”。

哲学史不仅不是“活的思想的障碍”或“迈向真理的人的负担”,恰恰相反， 哲学史建立的历史性是哲学性真正的解放者。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通过重构过去时代的哲学，才能具体理解其思想中最强劲、最有生命力的东西，而一个时代现在的哲学，也必须通过彻底澄清与其继承或者超越的思想传统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确立自身对未来的意义。

哲学史研究是活的哲学研究，这尤其体现在现代哲学的哲学史中。在布鲁克哲学史范式主导的时代，与长期借助历史语文学的批评方法来克服“我们”与哲学家著作之间距离的古代哲学史研究不同，现代哲学史往往被看作是一种“当代史”，甚至是一种通过反对古代哲学研究的语文学途径，为现代哲学的创新（philosophiae novae）辩护的“反哲学史”。

但反对历史批评和文献汇编主导的哲学史，这一重要的方法争论催生了一系列现代哲学精神的哲学史。笛卡尔、斯宾诺莎或洛克，都曾经直接启迪或引导了重要的哲学史研究路径，对康德批判哲学的接受更是引发了哲学史方法论的大争论。现代哲学史的形态始终与哲学家如何理解“现在”哲学的可能性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当代哲学与哲学史之间充满紧张的关系，正是现代哲学试图摆脱哲学史的负担重新开始的努力的继续，而现代哲学不断开启的“新”，也只有借助哲学史的工作，才能被理解和规定。“现代哲学与哲学史”译丛希望从译介不同形态的优秀哲学史工作入手，推进对现代哲学的深入研究和整体理解，并探索在现代哲学中重建哲学史的可能性。

李猛

2024年9月

已出版图书

内容简介

本书是近年来关于斯宾诺莎形而上学体系研究的重要著作，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于斯宾诺莎形而上学的理解，并持续引发新的讨论。作者迈拉迈德考察了实体-样态之间所具有的各种关系，包括因果关系、内附关系和构想关系，他在这一框架下讨论了无限样态的各种特征，并有力地反驳了已在英语学界盛行多年的主流解释。作者特别澄清了思想这一属性的内在结构，他指出：思想具有无限多的方面，这使得它可以表象所有其他属性及样态，相比于其他属性思想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作者简介

伊扎卡·迈拉迈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系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早期近代哲学、德国观念论和当代形而上学中的一些问题，科学史与宗教研究，以及一般人文学科的交叉领域。

丛书主编

李猛，2008年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获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早期现代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主要作品为《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2015）。

丛书编委

董皓：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Miller博士后（2023–2025）、助理教授（2025–）。北美莱布尼茨学会管理委员会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早期近代哲学及科学史，特别是莱布尼茨和霍布斯。在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等杂志发表过文章。

Michael Della Rocca：美国耶鲁大学Sterling讲席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早期近代哲学（特别是斯宾诺莎）和以哲学史为背景的当代形而上学。主要作品包括《表象与斯宾诺莎哲学中的心身问题》（1996）、《斯宾诺莎》（2007）、《巴门尼德式的上升》（2020）。

Daniel Garber：美国普林斯顿大学A. Watson J. Armour III大学讲席讲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早期近代哲学及科学史，特别是莱布尼茨和笛卡尔。主要作品包括《笛卡尔的形而上物理学》（1992）、《具身化的笛卡尔：从笛卡尔主义科学理解笛卡尔主义哲学》（2001）、《莱布尼茨：物体、实体与单子》（2009）。

Don Garrett：美国纽约大学Silver讲席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早期近代哲学，特别是休谟与斯宾诺莎。主要作品包括《休谟哲学中的认知与承诺》（1997）、《休谟》（2015）、《斯宾诺莎哲学中的自然与必然性》（2018）。

Yitzhak Melamed：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CharlotteBloomberg讲席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早期近代哲学（特别是斯宾诺莎）以及德国唯心论。主要论著包括《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实体与思想》（2013），并且有若干部参与编辑的论文集。